圣地金丘：告诉你什么是顶尖的勃艮第名酒

至于清谈的流派问题，一般在分期问题中就被涉及。

亦因此，他们不以人事为假有，遂亦不以天地及其所生万物为空幻。应该肯定，没有自然之二分，本体与现实统一，或者说存有的连续性，亦或说道不远人的内在超越，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因为中国哲学要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中国哲学讲世界的本原亦必讲阴阳大化，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或二气交感，万物化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天人之道是儒家经书（以及子书等）中的大训，这个大训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而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在中国哲学史上，胡适和冯友兰都强调中国哲学史之名的现代意义，而侧重于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同（当然冯先生所谓约略相当于也包含着异的意思）。由此而言，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统一亦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人性论的理论形态是讲人的本性是怎样的，而价值观的理论形态是讲人应该怎样。

所谓天命之谓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性即理也，可见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性与天道合一（此在道家就是德与道合一，在佛教就是佛性与真如合一）。人性源于天，且奠定了人将怎样生活或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基础。老子以道垂统而教天下，人能得其一隅则可以治国，可以用兵。

至于道家容易引起争议的不争、不言、无为等主张，并非是消极悲观的出世态度，而是强调不乱争、不胡言、不妄为，告诫人们因循自然规律作事情，从而取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儒学借助权势大行其道的同时，道家（包括道教）一直伴随着儒学的发展而发展，两家相互诘难而又相互补充，共同培育着中华民族精神。*本文第一次发表于《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6年第10期转载。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精神，强调在现实世界中养成刚毅进取、自强不息品格，达到理想境界。

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老子·四十四章》)这是道家站在重自然的立场上对人生的反思，体现了道家重视生命、淡泊名利的精神。

（《庄子·养生主》）作人应当顺其自然，报道执度，只有这样这样才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进入专题： 中国文化 儒家 道家 。人生能苦能乐，先人之苦而苦，后人之乐而乐。但儒家过于重视道德价值，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生命价值。

中庸之道并非不讲原则的一味作老好人，而是极高明的处世哲学，是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避免和克服片面性与极端主义的基本原则。孔子这样向弟子表述自己的志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不必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为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就是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从传统哲学自身提炼哲学方法和哲学理论，如范畴解释方法和理论、经典解释方法和理论，再用之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按我本人的意见，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事实，哲学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专名，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文明体系理论思维的共名，在中国也已约定俗成。

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于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借鉴西方哲学，就不能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

由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依傍西方哲学来建立的，这样便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而无疑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汉宋兼宗，已让位于汉西兼宗。复活传统哲学术语，用传统哲学自己的哲学范畴来诠释传统哲学。其后的胡适、冯友兰等学者，有前人移植西学的文化基础，又受到良好的西学训练，他们在会通中西学术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以西学附会中学的特点。但这种对中国哲学史的解读活动实质上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从操作层面来看，需要突破的地方包括：给予传统哲学更多同情理解，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传统哲学思维。一、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内涵所谓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

已被西方文化洗脑的我们，以及同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断裂的我们，如何可能对中国哲学史作本土化理解，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哲学史，并由此显现其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之独特一元而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当然，并不排斥学术界继续开展中西或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使传统哲学花样翻新的解读活动。

最后，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对于中国哲学史（习惯上我们也称之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反思，使得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所确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及该学科领域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都有失去合法性的问题。

关注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就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来理解中国哲学的展开。作为前辈学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为欧风美雨所洗脑的我们，已经失去以本土思维来理解本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

亦即我们当代或以后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借鉴西方哲学的同时，是否有意愿也有能力运用本土思维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并以思考的成果为基础，重新解读古代哲学文本，从而使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该学科重新定位，建立新型的学科制度和学科范式，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实现总体突破的关键性步骤。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学人，他们会通中西学术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

中国本土理论思维的生命力，以及中国哲学史还原为本土思维的必要性和价值，从根本上依赖于中国哲学史作为中国哲学思想资源的价值。其二是冯友兰和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学科范式，特点是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惟独成为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这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其成果用之于哲学教育，将有可能使后辈学人更容易接近中国本土思想。

众所周知，此时会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国近代的严重挫折为时代背景的。总之，返本和开新是并不矛盾的两个方向，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界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端倪，但前边的路的确还很长。

因此，我们不妨仍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称所引发的新的术语混乱。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虽然中国古代不乏理论思维，但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学科，所谓中国哲学史也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这种困难再次使我们反思：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何在？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名称。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

相对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已转换为华人洋魂——以西化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这种危机局面的产生，是可以依着学科史的线索追寻其文化史根源的。